朝你扔鞋，是厌恶你。

朝你扔鞋，是觉得你还在干着见不得人的事怎么好意思在我面前空扯淡的，是觉得你千里迢迢跑来不把支那朋友的时间和公费都用来办正经事却选一帮奴才陪客在充满剑桥荣誉感的我面前搭戏。

朝你扔鞋，是因为你参与杀人了。

朝你扔鞋，是因为你参与偷窃了。

朝你扔鞋，是因为你参与迫害了。

朝你扔鞋，是因为你参与造假了。

你有空幽默吗？

你幽默得起来吗？

你这样还幽默，那叫皮厚！

布什幽默吗？布什那个叫滑稽（区别见牛博客标准）。那笨拙的一耸肩，那嘟嘟囔囔的撇嘴歪头慢慢絮叨表白自己的大度，在民主深入人心的社会里算不得什么高水平表现，可以说，很平庸，很陈词滥调，很缺乏技巧，很暗淡无光，很猪肉拉面；而只有当和一个独裁者的嘴脸对比的时候——注意！我不是在谈“水平”！ ——只有当和一个根深蒂固的独裁者的嘴脸对比的时候，他才立刻显得牛逼起来。

一个幽默的独裁者不是独裁者吗？

一个幽默的独裁者真的可能主动慢慢 “放手” 吗？

只是独裁者的退化速度成为一种娱乐谈资罢了。人家一骂你独裁，你就把你那惊弓之鸟、言之无物、驴头不对马嘴、把中英民族关系和个体抗议事件胡乱混淆、恨不得把人家一个欧盟公民也一小撮化、意识形态对立化的嘴脸拿出来，给人家佐证，语速虽慢，殷勤及时到只需几秒。

如果说布什大脑不够发达，那么退化中的独裁者属于大脑生锈作废。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

布什的一句在任何课堂里能听到的过渡句“不妨就让我来谈谈这个扔鞋的人为例”，也许能唬住一个阿拉伯新生民主国家里的女记者，却真的并非什么有新鲜感的“台词”。但你知道布什在干什么吗？他在申辩！他在解释！他在请世界向前看！他是在说： 我下令发动了这场战争，即使是基于错误的情报和源于上不了桌面的动机，即使你们觉得我的决策违背了规则并一度让许多地区的局面陷入泥潭，也请你们看到事情正在好起来，请你们看到我们确实给一个地区的众人带来了他们最终会享受的民主权利，请你们穿越过程去考察结果。伊拉克人民，请你们乐观地发现你们开始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了！甚至有为了被听到而不妥当地自由表达的空间了！请你们发现这个好，并且我今天来伊拉克，我为此骄傲。

他甚至是在说：妈的要是对在位的萨达姆，你敢扔吗？ ——但他不能这么说，他不能跟萨达姆一样。萨达姆临死前对向他叫骂的人回以蔑笑：“你以为你这算很勇敢吗？” 这是一个独裁者的幼稚遗言，至死让人看到他的政府不会给伊拉克人带来更加健全的社会体系，因为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类社会体系里谁也不该去要求（我是说“要求 ”，不是说“鼓励”）个体的勇敢，谁也不热衷宣传成王败寇的英雄传奇。萨达姆自青年时代就有勇气去冲锋和刺杀，却从没勇气直面人类社会对权力平衡和个体权利保护的必然要求。

布什不幽默，他滑稽。这个知道自己被地球人骂得很惨的老头于他在职的最后时日里努力辩解他坚持的立场和做完他的工作。他不够发达的大脑却能指挥他直面那只鞋子，并坚持扣题地顺势说完他来伊拉克想说和应该说的话，哪怕（同民主党人比起来）笨嘴笨舌。

“扣题”，relevance，这是我想评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水平或演技。美国不止有好莱坞，好莱坞不止有帅哥美女。

对于一个不够发达的大脑来说，是一个健康体系中他的职业定义让他说出了有relevance的话。

而生锈作废的大脑呢？

生锈作废的大脑对鞋子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生锈作废的大脑约好的听众们在听到毫无relevance的句子之后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中英人民友谊”、经济合作、个体人权、“卑鄙的行为”，到底是什么relevance？

一被砸，就谈“友谊”，我善意地理解，是在弥合示好吗？或者是说我“戴表”中国人为友谊而来，砸我就是想砸友谊？

一边示好，一边继续逃避“人家为什么要砸你”这个问题？
（人家布什，当时至少敢询问台下记者：“他为什么砸我？” 这哪怕属于使用生硬的技巧，也事实属于平等交流。）

想逃避话题也可以直说 “请让我们免于干扰，专注于此行要务” 嘛。

一边示好，一边把人家的（轻度过激）个人抗议行为直接定性成卑鄙的阻挡历史潮流之企图？（三个划线部分之间，如果不用某党宣传惯用的诛心泼屎术来理解，都哪儿跟哪儿啊？）

顺嘴说惯了的驴话，却被激动的掌声壮了胆，就开始不着边际地宣讲人类“和谐”的大方向？

我们听见真诚了吗？

我们见到了诚意和勇气，还是见到了虚汗和贼眉？

“扣题”，relevance，这是我想评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水平或演技。这是《两种发飚》说过的。

我不管你怎么秀个性，怎么秀态度，还是你朴朴实实什么都没得秀，我要听你讲了什么，我要听你的思路，我要想你思路的根据和资本，而最最起码，我要知道你直面问题了没有，或甚至于，你出于一个普通合法上岗（？）的政治工作者的敬业，有没有做出过直面问题、表达见解的真诚努力。

我在某片土地上的独裁者那里一次这种诚意没见到过，我没见到过对社科结晶的尊重，我没见到过真实高于自我的态度，我只见到你每天对 “技巧”、“聪明”、“伎俩” 的钻研乃至羡艳，我凭什么鼓励你？你的退化生锈是必然。你没有底气和生命力去做进步知识分子们认为你应该做的事。

概括结尾：我不相信你。我看见你不相关，你不relevant，你烂到根，你的根牵扯太多想动也动不了，你会消亡。中国人的未来，我不与你谋，只希望看到战斗结束的那天很多人跟你能算清账。

傅国涌：期待一个权利主导的“对话时代”

2009年，中国又一次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朝廷的紧张程度大大超过了往年，某种意义上比20年前开年时还要恐慌，那道广为人知的“不折腾”上谕，就是一个小小的明证。到2008年，经历了30年经济层面的改革，原来这条路无疑已走到了尽头，北京奥运会是最后一次超级盛典，以GDP为合法性全部来源的王朝注定了走下滑线，不在预料之中的世界性金融风暴更加使这个把全部赌注押在经济增长上的王朝雪上加霜，所有的动作于是都围绕着如何保稳定展开，在“不折腾”的旨意下，近期不时传来有博客和网站被“折腾” 掉的消息，这场针对所有官方媒体和民间网络的清理、堵截行动，又大大加剧了这种恐慌气氛。

对于朝廷维持现有统治的努力来说，中国今天最要害的部门不是安全部、公安部，也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近60年来，特别是最近这20年来，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两个部在舆论控制和愚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两个部主导下的信息过滤、强行洗脑、修补粉饰，使多数人处于不明真相的蒙昧状态，这个吏治败坏已深入骨髓的王朝也许早就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人算不如天算，互联网的诞生使密不透风的恢恢天网有了许多网眼，随着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失效，国人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原来完全由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不断流失，令朝廷日益感到不安。如今朝廷已不再将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自己的远景目标或道德诉求，而是羞羞答答打出一面褪了色的无比暧昧的社会主义旗帜，而且在上面缝上“中国特色”的补丁。

所以在1月4日和5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上，分管这一块的中常委李长春要强调与民间争夺话语权，“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2007年11月16日，他在《求是》半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曾直言：“当前，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但他提出的应对之方只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人们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专横垄断，就是男盗女娼盛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宪法权利只是纸上的空头承诺，就是我们只能够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调、汽车……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虚构的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与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混世魔王主宰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也已风马牛不相及。20年前，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出版具有预见性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当年10月被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以“反面教材”名义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预言了东欧的红旗落地，20年后读来，尤其震撼的还是他对中国的预言：

 “中国将加入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恢复自己昔日的泱泱大国的地位。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重新解释共产主义的主旨，而共产主义理想的象征，将不再是一个在国营钢铁铸造厂里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这一成就的代价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淡化。现代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可能仍由共产党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现在已进入21世纪的第9个年头，事实与布热津斯基20年前的预言几乎是吻合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因此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改换包装的灰色王朝就是稳固的磐石，不会遭遇危机，永远不会陨灭了。恰恰相反，在放弃了高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后，对自主社会充满恐惧的王朝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上，这种依赖性之强，使它骨子里变得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变数就不在可掌控之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下半年以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不信任朝廷的漂亮许诺，朝廷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而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信心的国人几乎不为所动。对经济危机的惊惧压倒了一切，求变的心理开始在国中弥漫，许多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怕朝廷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强烈地感受到，御用文人们也感受到了。

近期，在官方媒介上不断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暸望》周刊2008年第51期刊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外部来看，敌对势力通过支持境内一些‘异见人士’，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挑战我政治底线。境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有人宣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还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科学报》在2009年1月1日刊载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得更清楚：“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存在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思潮将欧美式民主作为今日中国发展的指标，过激地诉诸西式民主。一种思潮将今日中国存在的问题看作是改革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过激地诉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实，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从来都不是地域的，这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不值一驳。

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除了上述两种，最强势的当然是掌握现有大部分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信奉的不过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全部目标就是保持现状，继续无限度地攫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并且子孙永保荣华，最次也是要移民欧美。另外一种就是在杨佳案和瓮安等事件传达出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力量，我对他们这些个体和群体显示出的中华民族的血性尚存，深为感慨。民粹主义和否定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思潮有某些交叉，与自由民主的思潮也有一些交叉。其主要诉求是公平、平等，对于受到不公正待遇、处于两极分化下面一极的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为民族找到出路，只有和第二种思潮结合才是可取的。

时至今日，说到底，无论掌握朝廷权柄的既得利益集团下多大的决心，拨多少的经费，都不可能把其他思潮、力量连根拔除，持续保有一家通吃的态势。谁都知道，要想长久地保持现状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变是必然，也是常态，问题只是怎么变？向哪个方向变？几条变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坏的一条路，那就是王朝崩解，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社会陷入无序状态，重新分配社会的财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流血，将使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再次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这是我和我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意看到的一条路。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对话、开放、和解之路，各种不同的思潮及其代表的实质性力量相互搏弈，相互制衡，承认多元多样多变，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吃不了谁，通过对话，制定新的规则。走这条路的主导权目前看来还在既得利益集团手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导权也会发生转移。我个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部分清醒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能早日接受事实，与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让2009年成为对话时代的起点，20年前我们曾经丧失了一次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机会，难道还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争取双赢、多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真的要倡导“不折腾”，就应该开放舆论而不是管制舆论，从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入手，把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将一切问题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舆论，这才是落实“不折腾”。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的不怕放在阳光下，接受各种质疑、挑剔、批评，那么，我们今天走哪条路，选择哪一种价值来重建核心价值体系，都可以在公共媒介上进行讨论，而不是单方面专横地将某些思潮、价值扣上“西方”、“欧美”等地域性帽子，加以轻易的否定。

中国要变，这是大时代的呼声，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轻的成本和平地完成“变”，这是我们每个负责任的中国人要思考的，无论在朝、在野。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如果现政权能在近期这个段落成功转型，主动放权、让权，代价最小，于民族乃是幸事。社会成本问题可探讨，然放眼世界，任何自由皆争来，非乞讨来也，恩赐只有不丹。”我回复说：不丹也是先有十万人示威争来的，不是王室主动放权，乃是内外压力的结果。所以，我不赞同策士的高论，而寄希望于中国多一些公民，像“天涯”、“牛博”上的那些公民那样，站在公民的身份说话，而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处处抱着为朝廷谋划的心态，策士和公民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着眼于权力，后者只知道自身的权利所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而不是乞求当权者。知识分子在这个变动的关头，选择做策士，还是做公民，此事甚大。有些人嘴标榜超脱、超然，打着学术旗号，故作高深状，骨子里还是为帝王谋，归根到底还是依附于权力，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几千来，包括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几乎都由追求权力的人主导，这一次应该由追求权利的人来主导。2009年，历史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未来的路能不能走好，固然取决于朝廷的举措是否得当，同时也取决于民间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公民品质，当然，更取决于大多数公民能不能把自己当公民，以权利主导这一轮的社会变革进程。

                                                      2009年1月10日